大埔事件突顯的是，台灣長久以來土地徵收制度面上的問題，正因為必須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財產權，先進文明國家對土地徵收都有很嚴苛的前提，不到最後階段不輕易啟動徵收。就拿德國來說，即使是像防洪築堤，這麼具迫切性的公共建設，要取得土地還是得經過長時間，且規畫周密的過程，和亞洲國家幾乎完全相反。

德國與台灣認定公共利益的標準不一

竹科竹南基地自2008年3月，廠商提出擴大廠區開始，到5月縣政府公告區段徵收，只用上1、2個月的時間。但在德國一件土地徵收的個案，在經過專業課程說明，公民參與和反覆溝通過程，花個4、5年還算是少的。

巴伐利亞環境廳署長 Karlheinz Kraus：「在巴伐利亞我們只能透過自願性的方式去獲得土地，只能透過說服跟不斷的資訊的交流，因此是一個為時長久且困難的事情。」

其實土地徵收在德國會被放在最末端考量，不只是因為啟動程序困難，也在於它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傷害，尤其「符合公共利益」為土地徵收的首要條件，這麼抽象的概念是不是政府說了算，或財團開發利益也納入，必須透過嚴謹的第三公正者監督以及體現。

世新社發所助理教授 蔡培慧：「就台灣來講，它公共利益也很空泛，以德國為例是完全不行的，它必須很明確，比如說高速公路是公用，它要很明確是公用事業，比如說就有發生賓士或IBM要設廠，可是政府說那你自己去買地，你自己去跟(地主)交換，我不會幫你徵收。」

救濟制度的成熟程度不同

除了「公共利益」定義的嚴寬，德國與台灣經驗，第二大關鍵差別在於，民眾面臨所有地受政府徵用時，所擁有的成熟救濟制度。

巴伐利亞邦糧農林部 Heinrich Schneider：「當你的土地要被徵收的時候，作為公民你有權利，你可以去法院提告，或是要求檢驗說，它的徵收合法性在哪裡，最後法院做裁判可不可以徵收。」

世新社發所助理教授 蔡培慧：「我們現在台灣土地徵收程序，土地徵收的條例，只規定我可以啟動，也就是說我政府怎麼徵收，這個有規定，可是人們有異議的話，他沒有辦法取得保障，他只能按照一般的訴願程序去提訴願。」

對於大埔農民成立自救會，聲請訴願表達強烈反對意見，地方政府總說，一切已完成合法程序，面對當下全球永續農業的發展趨勢，過去開發至上的用地思維，不但不合宜可能還有危機，尤其對徵用農地以提供工商業用途的整體大面積開發案，又豈能不嚴肅謹慎。

出處來源：客家電視【陳君明 黃訓湧 黃小琪 彭晉祿 台北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