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國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有聽審權，這是為了在程序進行中保障被告，是辯護權的一個實現。而到庭義務則是在偵查或審理過程中，檢察官或法官為了查明事實，所以法律特別規定可以要求被告到庭配合，但當言詞辯論終結時，被告應該就沒有到庭義務了，這更說明是否到庭聽判是被告可以自由決定的權利，而不是聽審義務。

前言

曾經震驚社會的重大案件「捷運凶殺案」，隨著近期法院宣判再度成為社會版面的焦點，綜觀鄭捷案的開庭過程及輿論報導，會發現我們的法治教育仍然須不斷進步，有時甚至是高高在上的法官也會出現一些讓人摸不著頭緒的發言。其中地院合議庭的法官執意提押鄭捷到庭聽判，並對外宣稱：「被告必須知道他所犯的罪刑應受法律制裁，法官也有義務告知被告違法行為必須受到刑法制裁」，辯護律師雖批評這是為了製造新聞，卻遭合議庭法官反駁表示，重大社會矚目案件，本來就應以提訊被告到庭聽宣判為原則！審判長樊季康更反批鄭捷的律師誤解法令。但真的是這樣嗎？這就是我們引引為傲的法治精神嗎？

法官造法妥當嗎？

「重大社會矚目案件，本來就應以提訊被告到庭聽宣判為原則！？」這段話對至少在我國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來說，應該都是第一次聽到，這是哪裡天外飛出來的原則？綜觀刑事訴訟法，我們只知道法律賦予被告有聽審權，這是為了在程序進行中保障被告，是辯護權的一個實現，而到庭義務則是在偵查或審理過程中，檢察官或法官為了查明事實，所以法律特別規定可以要求被告到庭配合，但當言詞辯論終結時，被告應該就沒有到庭義務了。從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12條的規定來看「宣示判決，被告雖不在庭亦應為之」，這更說明是否到庭聽判是被告可以自由決定的權利，而不是聽審義務。在實務運作上，定宣判期日的時候法官都會詢問被告是否要到庭，甚至會有法官好意提醒被告不須到庭，但今天鄭捷案的法官，卻以為了彰顯法治等理由，創造被告有到庭聽宣判的義務，甚至舉了美國法的例子，煞有其事。但我們不禁要問，一個號稱法治的國家，法官更是法的守護者，這樣的原則是否應該是保留給法律來規定？還是要讓法官可以一躍成為立法者，自己創造屬於自己的原則？法官彰顯法治要讓被告知道所犯行為，難道無法透過判決書好好表現，而是需要特別透過當庭告知？那其他社會矚目案件，皆未命被告到庭，是否全是誤解法令，違反了到庭聽判原則呢？

本文並非在討論鄭捷是否罪有應得，因為鄭捷所做的行為在一般人眼中的確令人髮指，而地院依其罪刑也判了四個死刑，基本上我們尊重法院判決，但在這之外我們是否仍須守住法律核心的價值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」，因為相信你我都希望，若有一天是自己不幸落入這個刑事大網之中時，可以得到最公平公正的對待，而非面對一個朝夕令改、隨心所欲的刑事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