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據司法院歷年統計，夫妻離婚時，母親取得監護權的比例遠遠高於父親。不過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、律師吳宜臻卻指出，由於法官的性別迷思以及標準不一等因素，有時候經濟強勢的女性，反而無法爭取到監護權。

統計數據不足為證

吳宜臻強調，雖然司法院公佈的數據是母親取得監護權的比例較高，但這樣的統計不能證明女性在一般情況下爭取監護權較為有利。吳宜臻分析，許多離婚案件是肇因於家暴，而家暴加害人有9成以上是男性。對於法官而言，當然不會將監護權判給有家暴史的父親。

在一般離婚情況下，女性爭取監護權相當不利。吳宜臻指出，許多經濟弱勢的女性，如外籍配偶等等，法官會因為母親較無經濟能力而將監護權判給父親。即使女性擔任高階經理人，擁有比男方較佳的經濟實力，也未必能成功爭取監護權。在法庭上，許多法官認為高階經理人母親太忙或生活複雜，不足以擔任母職，卻能接受男性工作忙而無法照顧小孩，更認為父親只要有家人的支持系統，並願意撥時間陪小孩就是難能可貴。

監護判決雙重標準

吳宜臻指出，目前在監護權官司裡看到的是法官標準不一。如果以經濟角度為判斷標準，經濟實力超過一般人的女性，卻不一定能成功爭取到監護權，因為法官對於母職另有刻板印象，婦女的職業最好是老師、幼教等相關職業，對爭取監護權較為有利。

目前在判決實務上，吳宜臻認為，法官對於母親採用一套標準：母親經濟實力不用較男方好，但一定要有時間照顧小孩，即使有娘家的支援系統也不納入考量；但對父親又採取另一套標準：父親經濟實力必須強過母親，但只要有家庭系統支撐就可爭取到監護權。

最經典的案例就是賈靜雯爭女案，吳宜臻指出，賈靜雯擁有相當資產財力及事業，但賈靜雯的前夫孫志浩卻因名下沒有可供賈靜雯分配的財產，而要向賈靜雯請求分配財產，由此可知是倚賴父母家產與事業的富家公子。但法官卻考量孫志浩的父母可以提供美國豪宅給女兒梧桐妹。

吳宜臻指出，法官用嚴苛的經濟條件來檢查賈靜雯有無能力承擔照顧扶養的責任，卻不會質疑她的先生的父母在經商也會同樣有不穩定的經營風險，也不考量賈靜雯一樣有娘家的照顧支援系統。

母職迷思 對女性不利

吳宜臻指出，很少法官會質疑父親工作忙碌，沒有與小孩相處的時間，或是要求父親減少加班調配時間，而認為父親出錢請保母就好。但如果是母親爭取監護權時，法官卻會質疑母親要如何調配照顧時間，也較不能接受母親花錢請保母或是將小孩送到幼托機構。

許多監護權律師也深知法官對於母職的要求，以母親無法兼顧工作與照顧來做訴訟攻擊。吳宜臻指出，曾有一位律師遇過法院在監護權協調內容時，協調人要求母親減少加班時間的性別偏見。吳宜臻指出，即使母親與父親同樣有支持系統時，但只要母親事業成就較高，加班較多，法官就會不斷出現類似質疑。

司法系統 需性別教育

吳宜臻指出，以賈靜雯而言，經濟條件比一般女性已經好上太多，但如果連賈靜雯都無法爭取到監護權，可見一般女性在爭取監護權上的困難。

台灣的監護權審判不但標準不一，還充滿性別迷思，吳宜臻表示，目前在監護權判決中的子女最佳利益，應該有公平並具有性別觀點的統一標準，不然許多母親就必須承擔許多偏見以及不公。

民國100年3月8日即將要召開全國婦女國事會議，政府也提出性別平等政策綱領，其中在「人身安全與司法篇」初稿中，陳述台灣應「建立具性別意識之司法環境」、「司法相關工作人員養成過程應有性別意識、反歧視、多元文化、傾聽及同理等之訓練」，但實際上，吳宜臻認為司法人員對於女性仍充滿歧視與偏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