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案例涉及被告因信賴檢察官為緩起訴而認罪，但後來又被起訴，則先前所為認罪之證據能力問題。
爭執所在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和第455條之7之解釋及適用。
法院見解：(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5665號判決)
檢察官與被告如達成「認罪並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，即給予一定期間緩起訴」條件之協議，被告據此向檢察官認罪。惟檢察官嗣後並未依協議結果為緩起訴處分，而仍予以起訴者，此屬檢察官偵查裁量結果之作為，尚與不正方法取證之情形有異。然被告既係因信賴檢察官而為一定行為，基於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，並參酌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七規定：「法院未為協商判決者，被告或其代理人、辯護人在協商過程中之陳述，不得於本案或其他案件採為對被告或其他共犯不利之證據」之相同法理，於此情形，則被告先前向檢察官之認罪及因此所為之不利陳述，即應予以排除，不得作為證據，方符公平正義之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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